双重差分法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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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观计量方法在公共政策效应评估中的应用研究》，作者：刘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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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双重差分法( Difference-n- Difference，DID)逐渐兴起，它是一种专门用于政策效果评估的计量方法，该方法将制度变迁以及新政策视作为外生于经济系统的一次“自然实验”，思路简洁且发展日趋成熟，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多领域。

1、国外研究综述

 Heckman等(1985，1986)最早提出将DID方法用于公共政策效应评估，至此之后，DID方法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Card(1990)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移民政策对当地居民的工资与就业会产生何种影响:Cad和 Krueger(1994)将宾夕法尼亚州作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产生的影响效应; Meyer等(1995)则利用DID方法评估了工伤后伤残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 Heckman和 Smith(1999)通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就业培训项目的政策效应; Puhani(2000）采用DID方法对1991年在波兰实施的失业救济政策对失业持续周期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评估;

Stewart(2004)分析了1999--2001年，英国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率的政策效应;

Donohue和Wolfers(2005）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谋杀率的变化规律基本相同，所以，将已经取消死刑的加拿大作为参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美国恢复死刑制度对谋杀率的降低是否具有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效应关系，即死刑政策并未降低谋杀率;

Chen等(2008)以中国2000个家庭数据为样本，采用DID评估了世界银行发展项目的政策效应;

Khandker等(2009)假设实验对象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利用DID方法，估计了孟加拉国农村公路铺设项目对家庭人均消费量(衡量家庭福利)、价格、男女就业、孩子人学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家庭会以各种方式得益于公路投资。

2、国内研究综述

周黎安和陈炸(2005)最早将双重差分法引人我国，将最早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安微省作为试点，利用DID法系统检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应。此后，国内关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双重差分法的理论框架建立于自然实验的基础之上，自然实验是进行双重差分的必要环节，所以诸多研究都是围绕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其中，齐良书和起俊超(2012)关于双重差分的研究可作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典型代表，通过构造针对贫困地区中小学寄宿生的营养干预实验，以中国发展基金会(CDRF)的实验项目及其数据为支撑，评估了营养补贴对青少年体力、智力发展的政策效应，实证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边际递减关系。

有些研究的双重差分法主要利用宏观或产业数据。

姚永玲和汤学兵(2008)、张德荣和郑晓婷(2013)利用DID模型，分别评估了北京奥运会、大城市住宅限购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者并未对房价波动产生显著性影响;

赵峦和孙文凯(2010)巧妙利用我国农村信用社体制分省分批的改革特性，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构造省级农信社实验对扶持农户力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改革具有负效应，即在体制改革之后，农户贷款覆盖面减少了;

李楠和乔榛(2010)以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将国企产权改革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企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改革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即国企产权改革提高了其整体业绩水平，但在控制了2003年不断加强的国企垄断程度因素之后，发现国企的超额利润部分来自于行政垄断。

有些研究则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分析。

邢春冰和聂海峰(2010)巧妙运用结婚年份是否处于户籍改革之后作为时间差分变量，将是否为农业户口作为分组变量，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1998年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户籍改革使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的概率增加了约5％;

周晓艳等(2011)将2003年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准实验，以2003-2006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新农合政策显著减少了农村居民蓄，间接刺激了农村消费与全国内需;

邢春冰和李实(2011)将1999年的扩招政策作为一项准实验，利用DID模型实证分析了扩招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

郑新业等(2011)以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应，发现体制改革具有积极效果;

庄毓敏等(2012)以1992--2007年兴起的银行信用生品交易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其对美国银行业系统风险的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张霞和毕数(2013)将2004年东北地区实施的营改增改革作为试点，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营改增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增值税改革可以明显提升研发密度、资本密度以及劳动生产率;

范子英和李欣(2014)将2003年政府交替期间部长更换作为一项准实验，利用DID模型分析了地方官员晋升部级干部之后，政治关联对其原在地所得转移支付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新上任正部长的政治关联会提高原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副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并不明显;

李成和张玉霞(2015)利用2011-2013年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营改增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由于进项税存在的抵扣效应，可显著提高改革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税负转嫁效应，则会显著增加企业的人均销售额，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因不同行业间的税负转嫁的难易程度不同，导致投资、销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会存在显著差异。

双重差分法允许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并且允许不可观测因素可以影响个体是否接受预，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策效应评估的条件，使政策效应评估模型与现实经济更接近，所以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同时也不可忽略其局限性(1)对数据的要求更为严格。双重差分法主要基于面板数据，不仅需要横截面单位数据，而且个体的时间序列数据也必不可少，尤其是政策实施之前的数据，DID对数据量的需求较大。(2)未控制个体的时点效应。DID方法要求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处理组的结果变量的时间变化路径应保持平行，但该假设忽略了个体时点效应的影响，而时点效应影响会导致在项目实施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果变量无法保存平行，进而引致系统性误差。(3)忽略了所处环境对个体的不同影响。双重差分法假设，在相同的环境中，环境因素冲击对个体会产生相同影响，但在现实操作中，处理组与控制组中的个体由于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使得在受到相同环境因素冲击之时，可能做出不同反应，从而影响导致DID方法的应用出现问题。